何谓“善终”？

文 | Nulli Cedo

如果我们能够营造一种可以坦然谈论死亡的文化，那么当死亡真正来临时，我们或许会更容易面对它

当我把这三个英文单词 A good death 输入 ChatGPT，它的第一个翻译是——“好死”。

我改变了提示词，请它用“信达雅”的方式翻译，于是得到了“善终”这个词——一个中文语境中早就存在的表达。

我们来自一个对“死亡”极其讳言的文化。小时候，每当我说到“死”这个字，我妈都会“呸呸呸”几声，然后轻轻打我嘴三下，仿佛我说了什么大不吉利的话。即使在今天，各类影视节目在提及“死亡”时，仍常常用引号把“死”字包起来，仿佛这样可以让它不那么真实。

但讽刺的是，死亡是每个人最终的归宿，对“善终”的追求，是所有文化中广泛存在的理想——只是每个社会和个人对“善终”的定义，可能截然不同。

那么，“善终”到底意味着什么？上个月发布的一篇论文，或许能带来一些启示。

一项关于“死亡选择”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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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比利时研究团队发起了一项跨国调查，共计访问了 1157 名医生，包括全科医生、临终关怀医生及其他专科医生，覆盖加拿大、比利时、意大利，以及美国的俄勒冈州、威斯康星州、佐治亚州，还有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与昆士兰州。这些地区横跨不同维度的世俗、宗教、保守与进步，在法律制度上是否允许协助死亡方面也各不相同。

医生们被要求面对两个假设性临终案例，表达他们作为患者本人的时候，更倾向选择怎样的医疗干预：

情况一：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已无法辨认亲人，拒绝进食，日渐孤僻。
情况二：患有晚期癌症，病程无法逆转，伴随剧烈疼痛与躁动，预期寿命不足两周，但尚能自主决策。

医生需要对以下干预措施表达个人偏好：是否心肺复苏、静脉输液、管饲营养、加强症状控制、深度镇静直至死亡，及在合法地区是否接受协助死亡。

调查结果显示：

几乎所有医生都反对在这两种情况下进行心肺复苏与气管插管（不到 1% 选择）。
仅 4% 以下的医生愿意接受管饲。
约 20% 的医生选择继续静脉输液维持基本生命体征。
超过 90% 选择加强症状控制，避免痛苦。
超过一半的医生认为协助死亡是“好”或“非常好”的选择。
有三分之一的医生表示，如果没有外部障碍，他们愿意自己服药结束生命。

这项研究最令人震撼的，不是医生们选择“放弃抢救”，而是他们在面对自己临终时，集体展现出一种不同于公众的医学理性。

这些医生大多经历过数不清的死亡现场，见证过家属的崩溃、患者的挣扎，也需要为患者抉择“医疗无为而治”——他们的选择显示出两个核心共识：

“多做”不等于“做得对”： 医学科技的发展常让人误以为——做得越多越好。但实际上，临终阶段的许多干预不但无益，反而可能延长痛苦，剥夺尊严。在这种情况下，放弃无效治疗，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积极选择。
“缓解痛苦”才是临终医疗的底线： 超过九成医生选择“加强症状控制”，说明他们把减少痛苦视为终极目标。这一点在阿尔茨海默病等无法沟通的病情中尤为重要——不能说出“不舒服”，并不代表没有痛苦。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医生甚至愿意使用协助死亡或深度镇静等方式结束痛苦。虽然这些做法在许多国家仍有争议，但医生们的选择无疑反映出他们对“死亡质量”（quality of death）更深层的关注

对大众而言，医生的这些选择也许出人意料，却很值得深思。当我们终于不得不面对自己或家人的最后一程，是否应该准备好从“活得尽量长”的决定转向“走得尽量好”？善终从来不是被动地等待死亡，而是一个主动的选择。

医生的选择，未必是唯一的答案，但他们用自身的经验提醒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