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优主义”或“精英主义”之所以被认为是导致内卷的核心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为这场无休止的、消耗性的竞争提供了最强大、最难以辩驳的合法性与道德正当性。

它本身的问题在于，它在理论上承诺公平，但在实践中却系统性地制造了不公，并对成功者和失败者都施加了巨大的道德和心理压力。

我们要承认“绩优主义”在历史上是进步的。它由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在他1958年的反乌托邦小说《绩优主义的兴起》中提出，本意是作为一种讽刺。但这个词很快被正面采纳。它的核心承诺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资源分配，应该基于其个人的“才能+努力”，而不是基于其出身、财富、种姓或关系。

这听起来非常理想，因为它承诺了每个人都有机会，无论你是谁。最有能力的人会去到最重要的岗位，社会因此会变得更好。人们可以摆脱“天生命定”的束缚，通过奋斗改变命运。正是这种美好的承诺，让它成为了当今全球社会，尤其是教育和职场领域，一个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

绩优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它的美好承诺在现实世界中几乎无法实现，并产生了三个灾难性的后果。

起跑线从来不公平，“才能”本身就是一种特权。 这是对绩优主义最经典的批判。它假设所有人都在一个公平的赛场上竞争，但现实远非如此。

富裕家庭的孩子从出生起就享有更好的营养、教育资源、文化资本（父母的眼界和人脉）和试错机会。他们上的学校、请的家教、参加的课外活动，都极大地“培养”了他们所谓的“才能”。所谓的“天生才能”很多时候是“继承的优势”。一个在书香门第长大的孩子，自然比一个父母是文盲的孩子在学业上更有优势。

结果是，绩优主义最终往往不是在选拔“最优秀的人”，而是在为那些已经拥有优势的人的成功，提供一个看似公平的“合法性认证”。它把特权伪装成了才能。

谁来定义什么是“绩优”？ 在现实中，被社会高度奖励的“才能”是非常狭隘的。通常，只有那些可以通过标准化考试衡量的学术能力、或者能在金融/科技等特定领域创造巨大经济价值的技能，才被视为“优”。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护工、一个技艺精湛的木匠、一个全心投入的社区组织者，他们的“才能”在绩优主义的评价体系里，价值远远低于一个名校毕业的金融分析师。

这套评价标准，往往是由已经占据社会顶层的精英们制定和维护的，它自然会更有利于那些和他们拥有相似背景和技能的人。

绩优主义在道德上腐蚀了每一个人，这是最致命的问题。哈佛大学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在其著作《精英的暴政》中对此有深刻的论述。绩优主义对社会中的每个人都造成了心理和道德上的伤害。

对成功者，它施加傲慢。成功者会真心相信，自己的成功完全是自己努力和才华的结果。这让他们心安理得地享受一切，并鄙视那些“失败者”。他们忘记了运气、家庭背景、社会支持在自己成功中的作用，从而丧失了谦卑和对社会的感恩之心，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

对失败者，它施加羞辱。这是绩优主义最残酷的一面。如果成功是你应得的，那么失败也完全是你自己的错。在旧的贵族社会，一个穷人可以把自己的命运归咎于“出身不好”，这至少能让他保留一丝尊严。但在绩优主义社会，失败者只能谴责自己：“是我不够聪明，或者我不够努力。”这种将结构性不公内化为个人失败的逻辑，给普通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焦虑和自我怀疑。

绩优主义把结构性问题，变成了个人竞赛问题。由于“绩优主义”告诉你这是一个公平的赛场，当好工作、好学位这些奖品越来越少时，你不会去质疑“为什么奖品这么少？”，你只会被迫投入一场更残酷的竞赛，去证明你配得上这个奖品。它成功地将人们的愤怒从对系统的不满，转移到了对身边竞争者的敌意和对自己的鞭策上。

失败不仅仅意味着经济损失，更意味着道德上的破产和个人价值的彻底否定（“你是个失败者，因为你活该”）。为了避免这种毁灭性的羞辱，人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去赢得竞争，哪怕这种竞争本身毫无意义。这就导致了“剧场效应”——为了不被淘汰，每个人都必须投入到这场越来越累的、没有收益的军备竞赛中。

由于成功的标准被狭隘地定义（名校、大厂、高薪），所有人都被迫挤在这几条赛道上。一条路上挤着一亿人，每个人都想往前拱一步，最终的结果就是谁也动弹不得，只能在原地消耗，这就是内卷最生动的画面。

“绩优主义”是一套意识形态陷阱。它用“人人机会均等”的虚假承诺，掩盖了起跑线的不公；用“个人努力决定成败”的逻辑，为胜利者的傲慢和失败者的羞辱提供了道德依据；最终，它成功地将所有人（无论贫富）都囚禁在一个无法退出的、自我消耗的竞争循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