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现行高考录取模式主要有三种，每个省份各有不同。能否结合你的高考经历，谈谈高考志愿录取模式？
追问：针对当前高校转专业政策，你认为，是否需要对高考录取模式进行改革？

A：河南省采用的是平行志愿，我主要谈谈这个。平行志愿极大地降低了滑档风险，但新的风险点变成了被退档或被调剂。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学生被投档到某所大学，但分数不够其填报的所有专业，且没有勾选“服从调剂”，就会被退档，从而失去本批次所有机会。这毫无疑问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基本所有考生都会服从调剂。这就带来了一个经典的困境：选择好学校的冷门专业，还是选择普通学校的热门专业？事实上，在实际的报考中，考生往往会把最想去的“院校+专业”组合放在最前面“冲一冲”，把比较稳妥的组合放在中间“稳一稳”，最后放一个肯定能上的组合“保一保”。在这个过程中，专业的喜好往往需要为院校的层次和录取的稳妥性做出妥协。这一录取方式显然是需要被改革的，我认为其他省份的“院校+专业组”模式有可借鉴之处。

Q：针对高校转专业政策，你认为在高中阶段有何路径或举措予以应对？

A：我想说的多一点。

首先，为什么我们需要转专业？为什么我们会涌入认可度高的专业？换句话说，认可度是谁来定义的？好像很少有人想这个问题。这在心理学上叫做“认同早闭”，也就是没有经历探索，却已经做出了投入。“我从没想过别的，我爸妈说/别人都说当医生好，所以我从小就立志当医生。”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中国的青少年陷入了如此严重的认同早闭现象？

中国的，具体来说，衡水式的高中模式是其重要原因之一。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尤其是高中）的唯一目标，就是最大化地剥夺学生用于“探索”的时间和空间，并将其全部转化为对单一目标“高考成功”的“投入”。

学生的日程被精确到分钟，任何与考试无关的活动（兴趣、社交、阅读闲书、发呆）都被定义为“浪费时间”，必须被清除。自我探索需要时间，而这个系统不允许有任何“冗余”时间。精神上，通过标语、誓师大会、排名等方式，不断强化“高考决定命运”这个唯一话语。任何偏离这条轨道的想法（比如“我想当个面包师”、“我对历史很感兴趣”）都会被视为幼稚、危险、不负责任，从而在萌芽阶段就被压制。

结果是，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其“社会认同”已经被强制锁定在一条由分数决定的、最“有前途”的道路上。他们对这条路做出了巨大的投入（投入了整个青春），却从未有机会去探索这是否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更遑论找到自己喜欢的专业了。

对上面提到的点，目前的改革十分有收效，至少现在无休止的补课是该停一停了。

而对更进一步的、主动的专业探索，个人层面，我认为应该自己去探索感兴趣的领域。利用MOOC学一些导论，或者找一些科普读物，再或者动手实践一些，这对探索喜欢的领域很有帮助。报考专业的时候不能只看专业名称和就业率。要去目标大学的官网，查看该专业的培养方案，看看大一、大二要学哪些具体的课程，问问自己对这些课程是否真的有兴趣，也可以问问学长学姐，看看某些金课能否接受。

体系层面，最重要的我认为是评价体系改革。引入综评等，给予高校更大的招生自主权，这个目前南科大搞得比较好。其他的生涯规划课什么的虽然有用，但是现在严重流于形式主义。如果更进一步地探究，可能涉及到改善传统专业就业环境（比如重视重工业安全与薪资等），这里不做过多探讨。

Q：当前国内很多高校推出了“零门槛”的转专业政策，有的是为了吸引生源，有的是为了学科人才培养。总之，政策出发点是以学生为中心。请问你如何看待“零门槛”转专业的政策？

A：从好的一方面，首先是上面谈到的，很多学生在高考填报志愿时，对专业了解甚少，往往是基于分数、家长意见或社会热度进行选择。入学后发现专业与自己的兴趣、能力不匹配的情况非常普遍。“零门槛”转专业给了这些学生一个纠错和重新规划人生的机会。

转专业政策向学生传递了这样的信号：高考和志愿填报不再是盖在你身上的终身印章，而只是一个起点。人生的轨道可以在进入大学后进行修正。这极大地缓解了高中生和家长的焦虑，理论上可以让他们更从容地选择大学，而非将全部赌注压在一个具体的专业上。

更进一步地，对那些已经因专业不匹配而陷入迷茫、失去学习动力的同学，这个政策提供了一条现实的“生路”。与其在不喜欢的专业里挣扎四年，绩点崩溃、精神内耗，甚至最终不得不退学复读，不如给他们一个机会去往自己真正热爱的领域，这有可能重新点燃他们的学术热情和生命活力。

从学校和社会的角度看，这个政策也有可取之处。让不适合某个专业的学生“强行”读完四年，不仅对学生个人是煎熬，对教育资源也是一种浪费。自由转专业可以让合适的人到合适的学科去，实现人才和学科的“双向奔赴”，提高整体人才培养的效率。

此外，当学生可以“用脚投票”时，各个院系和专业就必须努力提升自己的教学质量、课程吸引力和师资水平，以留住和吸引学生。这会倒逼高校进行内部改革，提升整体办学水平。

从坏的一方面来看，我们更要警惕转专业的现实影响。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内卷。这几乎是必然的后果。当转专业的门槛看似为零，但热门专业的名额却是有限的时，竞争不会消失，只会从高考的战场，平移到大学一年级。过去是“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未来可能变成只看绩点的决定论 。学生们会为了争夺转入计算机、电子等“版本答案”专业的名额，而把大一生活过成“高四”。他们会疯狂地“卷”绩点、参加能加分的竞赛和社团活动、想方设法与热门专业的教授拉近关系。

政策的初衷是让学生追随兴趣，但在现实中，绝大多数学生的流动方向是可以预见的：大规模地从“冷门”专业（如生化环材、文史哲、基础科学）涌向“热门”的应用型、高薪资预期专业。这些学生转专业并非出于真正的兴趣，可能只是跟风，或是为了逃避原专业的学习困难。缺乏深入的自我认知和职业规划，盲目转专业后可能再次发现不适应，造成时间和精力的浪费。这并非真正的兴趣发现，而是基于社会评价和就业焦虑的又一次功利性选择。它不但不能治愈认同早闭，反而可能强化了它——学生们只是从父母为他们选的道路，转向了社会为他们选的最优道路。

热门专业会因为学生数量激增，导致师资、教室、实验设备等资源严重不足，教学质量可能因此下滑。小班教学、精细化指导将变得困难，反而影响了人才培养。历史、哲学、物理、数学等基础学科，虽然对国家长远发展至关重要，但因“钱景”不明朗，可能面临学生大量流失的困境，甚至导致某些专业难以为继，变成“转专业预科班”。这对维持大学学科生态的完整性和多样性是一种伤害。

转专业政策并不一定弥合不公，反而可能制造新的不公与伤害。“零门槛”政策对那些信息灵通、规划能力强、家庭资源丰富的学生更有利。他们能更快地掌握“游戏规则”，成功转入优势专业。而那些来自底层、信息闭塞的学生可能在大一浑浑噩噩，错失良机。一个学生用尽全力卷了一年，最终却因为零点几分的绩点差距而转专业失败。他/她不仅要被迫留在自己极力想逃离的专业，还要背负上“失败者”的标签，这种精神打击可能比从未有过希望更加残酷。

“零门槛”转专业政策，本身是一个方向正确、充满善意、勇气可嘉的改革。它撬动了中国高等教育最僵化的一块基石。然而，如果只进行这方面的政策改革，而不改革评价体系、社会文化和个体认知，那么转专业政策最终可能并不理想。

要让转专业政策能真正实现其应有的作用，我认为应该有如下几个方面：

强大的学术与职业咨询体系。这是最重要的配套。大学必须投入资源建立专业的咨询团队，引导学生进行真正的自我探索，而不是让他们盲目地追逐热门。需要帮助学生理解天坑专业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出路。

改革评价标准。如果转专业的唯一标准还是绩点，那必然导致大一内卷。需要引入更多元的考核，如面试、对目标专业的理解、个人陈述等，来考察学生的真实兴趣和潜力。交大在此处的标准我不甚清楚，好像电院他们是有绩点准入门槛，准入之后再挑面试。总之如果评价标准能更多元我想会更好，北大的去绩点化是很好的一次尝试。（在最后一章细讲）

社会层面的观念转变：这是最难但最根本的。只要社会对职业的偏见依然根深蒂固，对“成功”的定义依然狭隘，那么任何校内改革的最终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Q：你如何看待“低分录取冷门（弱势）专业➡转入热门（强势）专业”的案例？这对高考公平性是否有潜在冲击？

A：这是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我想最好从多方位视角来探讨。

从学生角度，这是在现有规则框架内，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他们可能分数略低于顶尖热门专业的门槛，但不甘心屈就于次一等的学校。于是，他们选择了一个跳板——进入顶尖大学的弱势专业，然后凭借大一的刻苦努力（通常是极度内卷），实现二次跃升。这背后需要信息搜集能力、长远规划能力、风险承受能力和极强的执行力。他们不再被动接受高考分数的审判，而是积极地为自己的未来进行长远布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身就是一种优秀的体现。

高校允许这种操作，也有其动机。一个学生可能因为偏科、临场发挥失常等原因，导致总分不高，但这不代表他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没有才华。一方面，这可以帮助它们截胡那些分数略有欠缺但综合素质高的优秀生源，提升学校整体的录取分数线和声望。另一方面，以大一的绩点作为筛选标准，可以看作是对学生学习能力、适应性和毅力的“二次考核”，可能比高考更能筛选出适合特定专业的学生。然而，这也给学校的教学管理，尤其是冷门专业的师资稳定和教学秩序带来了巨大挑战。

至于对高考公平性的冲击，这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冲击了哪一种“公平”？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传统高考公平的核心是一分一段的刚性公平 。一个考了680分的学生，和一个考了650分的学生，在志愿填报的那一刻，他们所能选择的专业有着明确的、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社会对高考“神圣性”和“公正性”的根本信任来源。这种政策使得那个650分的学生，在一年后和680分的学生坐在了同一间教室里。对于那个凭借原始高分“正门直入”的学生来说，这无疑是一种 “公平感的背叛” 。他会感到，自己拼尽全力换来的分数优势被一种“取巧”的策略给稀释了。这从根本上动摇了高考分数作为唯一衡量标准的权威性。

高考之所以被认为相对公平，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屏蔽了家庭背景的直接影响，将竞争简化为智力和努力的较量。然而，“曲线救国”策略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于努力，更依赖于信息和资源。什么样的家庭和学生会知道并敢于运用这种高风险策略？通常是那些身处大城市、父母教育背景好、能够接触到大量高校信息和学长学姐经验的家庭。一个偏远地区信息闭塞的考生，可能根本不知道还存在这种可能性。这种策略虽然看似给了个体更多机会，但实际上将竞争从考场内的做题能力，延伸到了考场外的信息博弈能力和家庭规划能力。这无疑是一种向“拼爹拼妈”的回归，与高考力图实现的教育公平的初衷背道而驰。

然而，转专业政策带来了另一种公平。这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所倡导的公平。它认为，一次考试的成败不应决定人的一生，每个人都应有在过程中不断证明和修正自己的机会。

一次性的高考本就存在偶然性，不能完全代表一个学生的能力。这种模式承认高考作为大规模人才筛选工具的局限性，并将人才的选拔和确认过程，从高中三年延伸到了大学一年级甚至更久。它给了学生一个“第二次高考”的机会，这次的考场是大学的课堂，考卷是大学的课程。大学提供一个“二次竞争”的平台，让学生用持续一年的努力（卷绩点）来证明自己，这本身就是一种公平。

一个学生即便低分进入冷门专业，但如果他/她对热门专业抱有极大的热情，并愿意为之付出超常的努力（例如，自学相关课程、取得极高的绩点），那么他/她通过转专业证明了自己比某些高分低能或缺乏兴趣的学生更适合这个专业。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基于能力和兴趣的“匹配公平”。从社会长远发展的角度看，让最有能力、最富热情的学生去学习最适合他们的专业，最终能为社会创造最大的价值。

这种现象并没有彻底颠覆高考的公平性，但它正在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公平”的内涵。它标志着高考公平正在从一种静态的、基于入口分数的“底线公平”，向一种 动态的、贯穿大学生涯的“过程博弈” 转变。

这种转变的本质是：当一个系统（高考）因为过于僵化而无法满足人们多元化和向上流动的需求时，个体必然会寻找并利用系统内部的规则漏洞（转专业政策）来进行博弈，从而形成新的、非正式的平衡。

真正的警示在于，这种“套利”行为的大规模出现，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转专业政策，而在于专业之间巨大的、不合理的价值鸿沟。只要社会对“冷门”和“热门”专业的评价、薪酬和发展前景存在天壤之别，那么无论制度如何设计，这种“曲线救国”的冲动和博弈就永远不会停止。它对高考公平性的冲击，本质上是社会结构性不公在教育领域的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