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第二次天真」
保罗·利科曾提出过一个理论叫「怀疑解释学」。他认为,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或有意或无意地教会了现代人一件事:不要相信表面。表面是可疑的、肤浅的,而表面之下一定隐藏着什么更真实的东西,隐藏着压迫、偏见、局限或共谋。
所以现代文学研究者从读者变成了法官和侦探。赞美一部作品成了天真的标志,而批判成了强制性的姿态,甚至是唯一被承认为专业的姿态。
一如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文学批评似乎已然陷入了物理学嫉妒症。或者更严格地来说:gestell。这是一个让一切变得可比较、可评价的欲望。学者需要发论文、评职称,而「感受」一文不值。只有用上话语分析、解构主义或者后殖民理论,才能显现出自己的洞察力,才能被发表。久而久之,甚至研究者自己也觉得欣赏和感动是不专业的。
文化研究的兴起让学者们相信,语言即权利,文本即政治。如果面对一部隐藏(哪怕是可能隐藏)着阶级压迫或者性别刻板印象的作品,而学者只是表达欣赏,这不仅是不专业,似乎甚至更是权力的帮凶。因此批评成了唯一可能的途径,感动成了被蒙蔽的证据。
但如果上面的推论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不再能从文字里被打动,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如果文学成了用来被解构和被分析病灶的标本,那它和一份历史文献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是这样的话,读维基百科显然更全面,还更高效。
这是文学批评界的一种奇怪的风气。伊芙·塞吉维克曾将这种风气评价为「偏执型阅读」:偏执型阅读让人变得刻薄、愤世嫉俗且充满防御性。
就像希腊神话里的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我们把人们抓来躺在上面,矮的就硬拉长,高的就砍掉双腿,把自己塑造成符合数据的畸形儿。
文学之所以区别于维基百科和教科书,是因为文学是陌生化的体验。维基百科可以洋洋洒洒写出一千字关于异化的信息,但你不能「体验」到它;正如一个哲学命题说的:知道某物的知识不等于感受到了某物,假设你通过黑白电视学习了关于颜色的一切物理知识,当你走出房间第一次亲眼看到红色时,她是否学到了新的东西?我认为是的。
有些事情无法以命题的形式给出,只能以经验的形式承受。
诗歌更是文学里最极端的情况。如果诗歌不在你身上发生,它就什么都不是。
诗歌是拒绝被转述的。你可以给朋友复述一个故事、一个观点,但诗歌不行。诗歌是语言的咒语,声调、节奏、语言本身就是意义的一部分。分析格律和解构主题不是在读诗,就像你可以分析音乐的和声和调式,但这不是在听音乐。
分析应当是对经验的反思而非经验本身。先被打动,被困惑,然后再思考这是如何发生的。批评当然是一种方式,但假装自己是唯一的方式——这是对文学的背叛。
结论性的问题是,文学批评为什么而存在。
保罗·利科在晚年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概念,叫做「第二次天真」。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故事:一个成熟的心智,应该在经历过理性的怀疑、批判、分析之后,依然能够重新找回纯真倾听、被感动、被击中、以及为不可知之物垂泪的能力。
如果批评的目的是更深地理解文学,那它必须服务于而不是替代文学经验。一个永远保持批评距离、永远不被打动的读者,保护自己免于文学的伤害,同时也免于文学给予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