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乐未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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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观点认为，十九世纪是漫长的。这主要指1789-1914的125年，不仅时间漫长，而且生活其中的人难免有一种人类文明甜美丰熟、似乎长乐未央的感觉。
这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这是最确切不过了。……谁都知道（也都这样认为），即使老皇帝去世，新皇继位后，旧的一切会原封不动地得到保持。谁也不相信会有战争、革命，会有颠覆政权的行动。在一个理性的时代看来，任何激烈的暴力行动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即使抛开茨威格的这本书，仅仅凭那些黄金年代留下来的文学作品，我闭上眼睛也能想到一些：
一个年轻人拿着一封贵族或者大学教授的书信就能当作护照行走整个欧洲，从里斯本一路远行到布达佩斯或者伊斯坦布尔；古老的世界面纱被揭开，探险家从藏地或南极寄回雪片般的信件，地理学会的讲座永远座无虚席；几乎每年甚至每个月都有一种针对成百上千年困扰人类的疾病的疗法被发现，去年是疟疾，上个月是破伤风，这个月是结核.
小市民乘坐火车结伴到远方去温泉疗养，穆夏的画放在太太的客厅，那些文笔优雅、故事跌宕起伏的小说一章一章的出现在报纸上，有教养的人一天阅读三四份法语报纸去了解古往今来的世界；万国博览会一座接一座：水晶宫、埃菲尔铁塔、机械宫、电力宫。现代奥运复活，环法自行车赛开赛，温布尔登和戴维斯杯开始。红十字、日内瓦公约、海牙和平会议、常设仲裁法院、和平宫。诺贝尔奖开始颁发，世界语被发明，国际法学会活跃。
周末了，出门走走吧！这里有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音乐厅、歌剧院……小资产阶级家的女儿要么会弹钢琴，要么会画画，男孩儿呢？都是一群小拜伦！……即使是普通的工人阶级，科技也给他们带来了可感的进步：一次旅行变得可承担，煤气灯变成电灯，马车变成有轨电车，家庭主妇有了缝纫机……
紧跟在漫长的十九世纪后面的，是短暂的、暴烈的二十世纪。
波兰尼在《大转型》开篇提出，十九世纪文明建立在四根支柱上：
- 大国均势：维也纳会议以后，欧洲协调机制在一百年里避免了大国全面战争；
- 国际金本位：保证了资本、贸易和货币的跨国流动；
- 自我调节的市场：土地、劳动力和货币都被当作商品；
- 自由主义国家：政府主要充当“守夜人”。
我认为，还有两个隐含条件。
一是英国霸权。 皇家海军维持海上通道，伦敦金融城充当全球资本中心和最后贷款人，英镑实质上成了世界货币。“第一次全球化”（约1870–1914）的贸易占GDP比重、资本流动规模，直到二十世纪后期才被超越。
二是自由主义。 十九世纪的议会政治大体是“显贵政治”：选举权受财产限制，政治是有教养、有财产的少数人之间的事务。秩序之所以“理性”、可预期，部分原因在于大多数人还没有进入政治。
接下来我们拆解这几点是如何被摧毁的。
一是大众的出现。
在近代大众政治出现前，精英阶层对底层人民充满了恐惧与厌恶。古希腊的柏拉图将平民统治视为暴民政治；莎士比亚在戏剧中多次将底层平民描绘为愚蠢、易怒、随风倒的群氓；中国古代法家则认为民众愚昧贪婪，必须用“弱民、疲民、贫民”之术加以约束。底层人进入政治史的唯一方式通常是暴力反叛，但在政治家眼中，这不叫参政，这叫“社会溃决”。
即使在18世纪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之后，政治家开始言必称人民，但现实的改变并不大。早期欧美的民主几乎都有财产限制、性别限制、识字率限制。启蒙时代的精英政客们爱的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但如果自家马车夫也想对国家外交政策发表看法，政客们只会觉得荒谬而危险。
但廉价报纸、连载小说和公共图书馆打破了精英对知识和信息的垄断。以前一个鞋匠不可能了解欧洲地缘政治，现在他在小酒馆读报，发现自己居然可以和首相讨论同一件事。
当政治的主体从几千个显贵变成几千万个读报的人时，政治的语言就必须改变。十九世纪前半叶的民族主义（马志尼式的）大体是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的，各民族被想象为兄弟。到了世纪末，它越来越转向种族的、排他的把国家之间的关系想象成生存竞争。
1914年7月危机中，没有哪国政府能承受被国内舆论视为“示弱”的代价。
二是空间的饱和。
这一点其实相当浅显。十九世纪的世界还有相当多的地方可以瓜分：非洲、太平洋岛屿、中亚。但二三十年内，这些空隙基本被填满了。
外部空间一旦饱和，竞争就只能回流。与此同时，后起的德国、美国、日本在工业能力上追赶甚至超越英国，原本由单一霸权维持的秩序出现了权力转移，这又削弱了英国霸权。英国已经没有能力、美国还不愿意承担稳定世界体系的责任。这种霸权空位在1914年前就已出现端倪。
《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殖民地是十九世纪欧洲文明的“试验场”。在那里，种族思维、官僚统治、法律之外的暴力、对“多余人口”的处置都被多次演练过，后来以回旋镖的方式回到了欧洲本土。
三是技术的进步。
上面提到的技术，几乎每一项都有其阴暗的一面。
铁路让市民可以去温泉疗养院，但也让国家可以在几周内把数百万人送上前线。化工带来了现代染料、药物和化肥，但也带来了氯气、芥子气。钢铁和机械带来了缝纫机和自行车，也带来了机枪和火炮。电报和无线电带来了远方的新闻，也让外交危机迅速升级。
1866年的普奥战争打了七周，1870年普法战争打了几个月。当时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未来的战争也会是短促的，一战爆发时，许多士兵以为圣诞节前就能回家。十九世纪的经验恰恰误导了人们对二十世纪战争的想象。
而这一切在1914年到了临界点。其实一个塞尔维亚青年刺杀奥匈皇储本身，在十九世纪的任何时候都可能只是一场地区危机，毕竟此前的几次巴尔干和摩洛哥危机都被外交化解了。但1914年，联盟体系把局部冲突自动升级为全面冲突，动员时刻表压缩了外交斡旋的时间，各国的大众舆论封死了退让的余地。没有哪个人想要一场世界大战，但几乎每个人都在一步步走向它。
而霍布斯鲍姆把二十世纪称为“极端的年代”。霍布斯鲍姆的分期是按意义而不是按日历来划分的：漫长的十九世纪由“双元革命”（法国大革命加工业革命）开启，到这套秩序崩溃为止；短二十世纪由一战与十月革命开启，到苏联解体为止，一共是77年。
不过，二十世纪其实并非只有毁灭。按人均寿命、识字率、绝对贫困率这些指标衡量，二十世纪的进步远远超过十九世纪：抗生素、疫苗、绿色革命基本都是二十世纪的成就。甚至，人类最黄金的时期，我认为正是1990-2010年这二十年。
1989-2008年，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世贸组织成立，欧盟东扩，申根区扩张，中国加入WTO，互联网普及，全球贸易与资本流动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即使在2008年之后，金融危机已经爆发，但在许多地方人们的感受还停留在上升期。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南非世界杯、iPhone 4发布，这像是一个时代在退场之前的盛大谢幕。
福山在1989年和1992年两次提到“历史的终结”。他提到，自由民主制可能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此后不会再有一个系统性的、有竞争力的替代方案。
在当时看来，大家真的相信未来只会越来越好。气候变化仿佛已经得到遏制，所有问题都会解决，好像未来站在世界中心自由穿梭的也会是我。只要国家在发展，人类在进步，整个世界都会向我敞开怀抱，我可以去纽约敲钟，去巴黎喂鸽子，去非洲看动物大迁徙。
08年的奥运会主题曲反复提到“地球村”，课本都在说全球化。虽然Wi-Fi还不普及，但是网友们都在热烈讨论昨天熬夜看的球赛。苹果推出的iPhone4震惊全球，上海世博会是Frutiger Aero美学的巅峰，我们被期许的未来理应是自然而和谐的。
马克·费舍尔有一个概念，叫未来的缓慢取消。他认为，人们怀念某个过去，往往并不是怀念那个过去本身，而是怀念那个过去所相信的未来。我们怀念2010年，并不是怀念当年没有Wi-Fi、当年手机屏幕很小，而是怀念那时的人们对未来的那种希望：明天会比今天好，世界会越来越开放，问题都会被解决。
在经济繁荣的时候，人们变得更加乐观自信，而在经济低迷的时候，人们就变得更加悲观和自私。历史已经在降落了，尽管人们尚未察觉。
记忆里黄金时代的顶点，其实已经是转折点。北京奥运开幕后一个多月，雷曼兄弟就倒闭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靠量化宽松维持了近十年的低利率。而低利率会抬高一切未来现金流的现值，也就是股票、房地产、债券都会涨价。
这就是所谓的坎蒂隆效应：新创造的货币最先流入金融体系，最靠近它的人最先受益。2010年代许多国家房价收入比持续上升，年轻一代的置业年龄推迟、住房自有率下降。
量化宽松和救助大幅度推高了公共债务。美国的联邦公共持有债务已接近GDP的100%。债务最终需要通过未来的税收、通胀或削减开支来消化，而承担这些的正是今天的年轻人和他们的下一代。
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画过一张著名的图，后来被称为“大象曲线”。它显示的是1988–2008年间，全球不同收入分位的人群实际收入增长了多少。
1988到2008年间，全球收入增长最多的是两头，一头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中产，另一头是全球最富的1%。 发达国家的中下层几乎没有增长。
这张图几乎解释了此后十几年的世界政治。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来说，那是一个蒸蒸日上的黄金时代；对于美国中西部、英国北部工业城镇的工人来说，那却是工厂关闭、工资停滞、社区衰败的二十年。
这些人在2008年的叙事里没有声音。到了2016年，他们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说了话。这对应长十九世纪的“大众政治”：一个精英主导的全球化共识，碰上了它没有吸纳的大众。
把两个“黄金时代”放在一起看，结构上的相似令人不安。同样是单一帝国的霸权（英国->美国），同样是全球化和技术浪潮，同样是长得令人不安的和平。
全球化和现代化是否是又一个长乐未央的幻觉？
这张照片是英国爱丁堡军乐节的照片。左边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国防军的乐手，右边是英国近卫军的乐手，两人背靠着背，笑得毫无保留。
这张照片其实看得人有些感伤，因为它展示的是一种“我们”，一种好像天经地义、无需解释的共在。而今天，这种画面越来越像是从另一个时代寄来的明信片。
英国近卫掷弹兵团的熊皮帽传统与滑铁卢战役有关：据说英军在1815年击败了拿破仑的帝国近卫军，此后便采用了对手那种高耸的熊皮帽作为荣誉的象征。这是我们在文章开头提到的十九世纪的回响。
左边那只钢鼓属于短暂的二十世纪。特立尼达在1962年之前是英国殖民地，殖民当局视非洲裔居民的鼓乐为骚乱的隐患，限制甚至禁止击鼓。当地人先是改用竹筒，后来又用废弃的金属罐、饼干桶。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特立尼达的石油工业和二战期间的美军基地留下了大量废弃的油桶，人们把油桶锯开、捶打出不同音高的凹面，就有了钢鼓。它是二十世纪最年轻的原声乐器之一，诞生于殖民禁令、石油经济和贫民区的创造力之中。后来它成了独立后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国乐器。
这张照片的两位主角，一位穿着前宗主国的帝国制服，一位敲着在殖民禁令下诞生的乐器。他们今天能背靠背笑着同台演出，经历了几代人在偏见、伤痕与和解之间的漫长磨合。
这种精神根植于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它的第一条宣告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但这种感觉在消散。
从2010年到2020年的十年间，人类没有达成联合国在2010年爱知生物多样性计划中提出的遏制全球生态破坏的20项目标中的任何一项。无论是治理污染还是保护珊瑚礁，形势都非常糟糕。
在2030年议程过半之际，联合国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只有约17%的具体目标进展顺利。按照目前的进程看，我们没有希望在2030年前完成SDGs的任何一项。
根据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等机构的统计，近年来全球国家间及涉及国家的武装冲突数量达到了194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全球饥饿人口在2010年代中期之后停止下降，新冠疫情期间又明显回升。极端贫困人口数十年来持续下降的趋势在2020年前后基本停滞。
那么，然后呢？
茨威格1942年在巴西彼得罗波利斯自杀，《昨日的世界》是他的遗书。他觉得他所属的那个欧洲已经永远毁灭，自己“精神的故乡”不复存在了。
可是他死后三年二战就结束了。过了十几年，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再过五十年，申根区让“不用护照走遍欧洲”再次成真，而且比他年轻时更彻底，覆盖的不只是贵族和教授，还有普通工人和学生。
在潘多拉魔盒里，最后一个留下的是希望。什么是希望？很多人会说希望是珍贵而脆弱的东西。但我也同样相信，希望是极其坚韧的东西。
《联合国宪章》的序言里写道：
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
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
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久而弗懈，
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
并为达此目的
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集中力量，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
接受原则，确立方法，以保证非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
运用国际机构，以促成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进展，
用是发愤立志，务当同心协力，以竟厥功
爰由我各本国政府，经齐集金山市之代表各将所奉全权证书，互相校阅，均属妥善，议定本联合国宪章，并设立国际组织， 定名联合国。
这段话不是在二战结束后写的。虽然二战大势已去，但当时的局势仍然残酷。苏军正在柏林街头巷战，5天之后希特勒自杀；奥斯维辛被解放才3个月，整个欧洲有大约6000万人流离失所；全球死亡人数估计在7000万到8500万之间。
人类最普世、最慷慨的理想，并不是在“长乐未央”的黄金年代里写成的，而是在瓦砾堆上写成的。
维克多·弗兰克尔在《活出生命的意义》里记录了一个奇怪的现象。1944年圣诞节到1945年新年之间，集中营里的死亡人数出现了一次异常的上升。他的解释是，许多囚犯天真地相信圣诞节前就能获释，当这个期待落空时，他们失去了支撑，抵抗力也随之崩溃。而弗兰克尔自己能活下来，部分是因为他有一个“为什么”：他想重写那份被没收的书稿，想再见到妻子。
人们总是相信好的未来会自动到来，就像一条只会向上的曲线。这种乐观是被动的，它把世界当成一列已经开出的火车，乘客只需要坐着。所以，当火车减速甚至倒退的时候，被辜负的感觉就格外强烈。
世界主义者们相信我们值得一个这样的世界，在那里，人人都能享受公正、自由、民主，接受基础教育、获得体面的工作，过上可持续和绿色的、免受饥饿、贫困、战乱和瘟疫的生活。
但如果你把人类历史所有的数据摆在面前：战争、种族灭绝、奴隶制、宗教迫害、对自然的破坏……没有任何客观依据能证明“我们值得一个公正、自由、和平、绿色的世界”。如果从事实出发，你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人类这个物种正一次又一次用实践证明，自己配不上这样的世界。
但人类一直在做相反的判断。因为有时我们需要在事实不支持的情况下，仍然选择相信“值得”。
这是康德意义上的“实践理性的公设”：有些定理不是因为被证明为真才被相信，而是因为如果不相信它，道德行动就不可能。如果不先承认“人应当被当作目的而非手段”，你就无法反对奴隶制；如果不先承认“任何人类生命都同等珍贵”，你就无法反对种族屠杀。这些前提没法从经验里证明，它们是伦理学的公理体系的基底。
《新约》希伯来书里有这样一句：
11: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它的意思是，信念让那些尚未到来的事物，在当下就有了一种实在性。作者列举了一长串信仰的先人：亚伯、挪亚、亚伯拉罕、摩西……然后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只是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
在这个意义上，希望并不保证兑现。希望不是对未来有把握的状态，希望是在未来仍然黑暗时，仍然选择某个方向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