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前提醒：这是一个涉及自杀的沉重故事。如果读者有类似的经历，可以寻找合适的支持渠道。

玛丽亚·冯·赫伯特生于奥地利克恩滕州的克拉根福。她的哥哥弗朗茨·保罗·冯·赫伯特男爵是当地一个康德哲学圈子的核心人物，家里的小沙龙专门研读康德。她自然也不例外：她把康德伦理学当成真正的生活准则。

她之前有过一段恋情，一开始对新恋人隐瞒了这件事。后来她觉得隐瞒本身就是一种欺骗，违背康德”绝不可说谎”的原则，于是全盘坦白。恋人从此冷淡下来，只剩礼貌的友谊。

玛丽亚几近崩溃，甚至想过寻死。阻止她的，是她笃信的康德哲学：人不能因为痛苦就毁掉自己。可她怎么也想不通：明明自己做了一件最正确的事，为什么换来的不是幸福，而是毁灭？

她绝望地写信向康德求救：

如果我没有读过你那么多著作，我肯定会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你的理论让我得出的结论阻止了我——我不应该因为生活饱受折磨而死去，相反，我应该因为我的存在而活下去。

伟大的康德，我像信徒呼求他的上帝一样向您呼求帮助和安慰……请回答我，我恳求你；否则，你自己也无法按照你所提出的命令行事。

康德花了相当长时间才回信。现存的是他的草稿，语气温和，内容很有条理，大致有以下几层意思。

说谎是绝对不允许的，但”缺乏坦诚”或”有所保留”不等于说谎。人没有义务把自己所有的过去和弱点都说出来。毫无保留的彼此透明，本来就超出了人性所能达到的程度。由于人性的脆弱，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不愿示人的隐秘角落。虽然完美的友谊渴望绝对的敞开，但在现实中，对自己过往的污点保持沉默，并不是“说谎”，也不违背道德责任。 换句话说，玛丽亚做了一件超越常规道德要求的事，她不必在道德上自我审判。

至于恋人：康德说，如果对方的感情是建立在尊重之上的道德之爱，那么他之所以冷淡，可能是因为她过去的隐瞒让他对她的真诚起了疑。这种情况下，只要她以后的言行始终如一地真诚，信任是可以慢慢恢复的，感情也可能回来。如果对方的爱本来就主要是感官的、情绪性的，那么它的消退是所有这类感情的共同命运，迟早都会发生，不值得为此过度悲痛。

关于痛苦本身：康德认为，你向恋人坦白，动机是纯粹的、高尚的（为了诚实）。既然动机是善的，你在道德上就是清白的。你现在的痛苦，只是因为你的行为在世俗层面上不够明智而导致了坏结果。一个人不应该因为自己做了一件高尚却带来坏结果的事，而在良心上折磨自己。

关于生命的价值：如果生命的价值在于享受，那它被高估了；如果在于做善事，那它无论怎样看重都不为过。一种善良意志的价值，并不由它最终取得了什么成果来决定。哪怕没有得到好结果，它依然像一颗宝石，在黑暗中闪耀着绝对的价值。

康德在信的最后写道：

“如果我的这番话能让你平静下来……那么请勇敢地承受生活吧。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我们享受了多少幸福，而在于我们做了多少配得上幸福的事。”

总的来说，康德的回答是：你不一定”非得”那样做，而你做了之后，失去的东西要么是可以恢复的，要么本来就不值得那么痛惜。既然做对了，就不该把余生耗在对过去的无尽惩罚上。

遗憾的是，这封回信并没有真正拯救玛丽亚。

1793年1月前后，玛丽亚写了第二封信。这封信比第一封更令人不安。她不再是剧烈的痛苦，而是一种空洞：她说自己对一切都感到乏味，觉得生活毫无意义，日复一日只是重复；她觉得自己已经在道德上做到了一个人能做到的，却仍感受不到活着的理由。

我活得越久，就越觉得生命漫长而无聊……除了履行康德式的义务，我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可履行这些义务并不能给我带来丝毫生命的温暖。我每天都在希望今天就是我的最后一天。

可能是康德被信件中偏执、绝望的语调吓到了，也可能是这位老哲学家思索再三，最终没有写完，也或许是信件遗失了。具体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康德没有回复这封信，也没有回复她之后的来信。

更让后人议论的是，1793年2月，康德把玛丽亚的信抄寄给了另一位年轻女性伊丽莎白·莫泽比（他朋友的女儿），附信中称玛丽亚为”小狂热者”（die kleine Schwärmerin），把她当作一个警示性的例子：一个被过度升华的幻想引入歧途的人。在康德的体系里，”Schwärmerei”（狂热、迷狂）是一个相当负面的词，意味着脱离理性的情感放纵。

1803年5月23日，34岁的玛丽亚·冯·赫伯特觉得自己已经尽完了对世间所有的义务。她井井有条地处理完所有财务和遗产，在家里为朋友们举办了一场愉快的午宴。宴会结束后，她独自走出家门，纵身跳入了冰冷的德拉瓦河，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次年，康德去世。